另外，银库兵都是一些亡命徒，如果哪个官员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当场抓住一个偷银子的库兵，真要铁面无私办起案来，那么，这些人夜间甚至会去把办案的官员杀掉。《清代野记》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：祁文恪世长署户尚时，忽见一桶底脱而银出，不能不问，随即锁拿库兵数人，将于次日奏参严讯，人谓之曰：“尔将兴大狱乎？尔不顾身家性命乎？无论大狱不可兴，即若辈皆亡命徒，拼出一人认死罪，而半夜刺公，公何处呼冤者！”文恪乃含糊了事。

《清代野记》的作者感叹说：“清之亡，亡与内政之不修，不亡于新政之不善。”

其实，嘉庆朝的时候，因为贪污横行，吏治腐朽，大清王朝已然是一个烂摊子了。道光即位后，他接手了这个烂摊子。以他的才智和魄力，无法开创一个新的局面。但他不想让清朝的祖业毁在自己手中，然而，尽管他兢兢业业、恪守祖制，力图振兴衰败的王朝，可他的才华不及祖父乾隆，精明不如曾祖雍正，胆略不如高祖康熙，想重振雄风，实在是很困难。

二五　鸦片战争始末

道光皇帝即位后，由于国家财政的危机，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，加上吏治腐败，道光皇帝感到举步维艰。而这期间，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，邻近中国的印度和缅甸都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。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推销商品，企图占领中国市场，但却受到清政府闭关政策的限制，也受到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的抵抗。

当时，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以纺织品、金属制品和从印度运来的棉花为主，后两种商品能够赚点钱，但数量有限。大宗的纺织品则亏损。而对于中国的茶、生丝等商品，英国的需求量又非常大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地位。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，出超额每年仍在300万两白银以上。英国为了改变不利的贸易格局，找到了鸦片，打算以此来扭转英国在对中国贸易中不利的地位。

19世纪以后，英国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，甚至采取贿赂官吏，武装走私等卑劣手段。在19世纪最初的20年当中，英国每年平均向中国输入约4000箱鸦片。到了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激增，到1839年，达到了将近40000箱。

从19世纪30年代起，在英国的对华贸易总值中，鸦片占到了1/2，到鸦片战争前，英国通过鸦片贸易改变其不利的地位，由入超转为出超。除了英国以外，美国商人也来中国贩卖鸦片，但数量比较少。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、英属印度殖民地政府和鸦片贩子带来了巨大的利益。

清朝政府自然感觉到这种局面，对自己非常不利，因为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了财政的困难，而且统治机构，特别是官吏和军队也迅速糜烂和削弱。

实际上，从雍正七年（1729）起，就曾经严禁过鸦片烟。当时，朝廷下令“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，照邪教惑众律，拟绞监候。”

到了道光年间，鸦片泛滥成灾，封建地主和烟贩子们也同英国商人勾结起来赚钱，致使白银大量外流，吏治更加腐败，无数百姓因为吸食鸦片上瘾，而弄得家破人亡。很多清朝士兵也吸食鸦片，根本没有力气打仗，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。直接危及清朝的统治。然而，此时的清政府内部，却在如何对待鸦片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：一部分官员认为，应该以更加严厉、更积极地态度禁烟，持这种观点的，被称为“严禁派”；而另一部分官员则认为，应该以开放鸦片市场的方法，达到最好清除鸦片的目的，持这种观点的，被称为“弛禁派”。

两派各抒己见，争执不休，终于在道光十六年爆发了公开的论战。

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四月二十七日，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道光皇帝上了《鸦片烟例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》，公开提出了弛禁主张，揭开了禁烟大讨论的序幕。许乃济提出的弛禁办法是：一、准许外商输入鸦片，照药材纳税，但只准以货易货，不能用白银购买。二、允许内地人们种植鸦片，以此抵制洋烟进口，使其不禁自觉。三、允许民间吸食鸦片，但不准官吏兵丁吸食。

很显然，许乃济的弛禁主张实际上就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，不仅解决不了烟害，其后果将更为严重。

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日，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折子，提出了重治吸食鸦片的主张，将禁烟问题的论战推向高潮。黄爵滋的严禁措施是：一、加重惩罚，重治吸食，以一年为期，限吸食者戒烟。二、建立五家邻右互保法，互保之家有违犯禁令者，各家都要治罪。三、官吏犯禁罪加一等。黄爵滋的主张是历年来最严厉的，引起了道光皇帝的高度重视，也引起朝野内外的强烈反响。道光皇帝将此奏折转发给各省督抚复议。共收回二十九份反馈意见。其中，赞成严禁的有湖广总督林则徐，两江总督陶澍等八人，不完全同意或反对的，有直隶总督琦善、云南总督伊里布等二十一人。反对派占多数。